作為犯與不作為犯差別?犯罪行為態樣分類

作為犯與不作為犯差在哪？見死不救會成立犯罪嗎？一次看懂保證人地位與法律責任

作為犯是「做了法律禁止的事」才犯罪，不作為犯則是「該做的事有義務做、能做卻不做」而犯罪。 同樣造成他人傷亡，前者用積極行為實現犯罪，後者必須先有法律上的「保證人地位」、有防止結果發生的義務與能力，兩者在成立要件、舉證責任與量刑評價上完全不同。本文用實際判決與現行法條，帶你搞懂兩者的分類與法院怎麼判斷。

引言：從兩個故事說起

阿明開車時低頭滑手機，沒注意到前方有行人，直接撞了上去，導致行人重傷。事後阿明被依過失傷害罪起訴。另一個故事：小美是一位新手媽媽，因為產後憂鬱，連續三天沒有餵食剛出生的嬰兒，也沒有尋求他人協助，最後嬰兒活活餓死。小美也被檢察官以殺人罪起訴。兩個案例看起來都是「做了壞事」，但法律上評價卻大不同：阿明是「做了不該做的事」（開車撞人），小美則是「該做的事沒做」（不餵食）。這就是刑法上「作為犯」與「不作為犯」的差別。

你可能會想：不作為也會犯罪嗎？見死不救算不算犯罪？為什麼同樣是造成他人死亡，有些情況要處罰，有些卻不用？這篇文章將用輕鬆易懂的方式，帶你了解作為犯與不作為犯的分類，以及法院實務如何判斷。

作為犯是什麼意思？積極行為如何認定？

結論：作為犯就是用積極的身體動作去實現刑法分則所禁止的構成要件。

例如：拿刀砍人構成殺人、伸手拿走他人財物構成竊盜、開口罵髒話構成公然侮辱等。只要行為人主動做出法律禁止的行為，就是作為犯。這是刑法最典型的犯罪型態，絕大多數分則條文都是以作為犯的形態規定的。

在法院實務上，作為犯的認定需要檢察官提出「積極證據」證明被告確實有該積極行為。法院會詳細審查被告是否有毆打、攻擊、著手實行等客觀事實，不能僅憑推測就認定有罪。

參考判決臺灣高等法院113年度上訴字第866號刑事判決（民國113年4月18日，家暴傷害案件）的認定方式可供說明。本件經核對裁判全文，主文為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撤銷，改判處刑，其他上訴駁回；理由則是本院除援引第一審判決書之記載外，並補充理由如下，原判決依憑被告不利於己部分之供述，佐以診斷證明書、監視錄影勘驗筆錄等證據資料，因而為被告傷害告訴人事實之認定，補充理由後維持第一審論以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的評價。應特別留意，本案並無原文所引號呈現的那段逐字句，法院是以援引一審認定並補充理由的方式維持傷害罪，而非以該段文字作為主文或理由。

本件論及的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規定，須完整理解其項次結構：第1項為「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，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。」；第2項為加重結果犯，「犯前項之罪，因而致人於死者，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；致重傷者，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。」換言之，傷害罪的刑度上限並非僅五年以下，若因傷害致死，法定刑可至無期徒刑，實務風險遠高於一般想像，量刑時法院會依傷勢、手段、犯後態度等綜合評價。

實務細節提醒：依照刑事訴訟法第154條、刑事訴訟法第155條，無罪推定與證據裁判原則同樣適用於作為犯，被告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，不能僅憑自白。這也是下文會提到的「積極證據」原則的核心。

不作為犯是什麼？為什麼不做事也會犯罪？純正與不純正有何不同？

結論：不作為犯是「負有防止結果發生的法律義務、能防止而不防止」而成立的犯罪，關鍵在於有無「保證人地位」。

依據中華民國刑法第15條規定：第1項：「對於犯罪結果之發生，法律上有防止之義務，能防止而不防止者，與因積極行為發生結果者同。」第2項：「因自己行為致有發生犯罪結果之危險者，負防止其發生之義務。」

也就是說，刑法把特定不作為評價為與作為同等。因此不是所有「沒做事」都會犯罪，只有法律要求你必須採取行動時，你的不作為才會被評價為犯罪。

不作為犯可分為兩類：

1. 純正不作為犯是什麼？法律直接處罰「不做」的犯罪

法律構成要件本身就是以「不作為」來描述，你只要「不做」就成立犯罪。最常見的例子就是：

刑法第149條聚眾不解散罪：現行條文為「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，意圖為強暴脅迫，已受該管公務員解散命令三次以上而不解散者，在場助勢之人處六月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八萬元以下罰金；首謀者，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。」本條現行僅一項，以分號區分「在場助勢之人」與「首謀者」二種法定刑，構成要件必須包含「意圖為強暴脅迫」，已無舊法「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」的用語，引用時須以現行文字為準。
刑法第294條第1項遺棄罪：「對於無自救力之人，依法令或契約應扶助、養育或保護而遺棄之，或不為其生存所必要之扶助、養育或保護者，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。」第2項並規定加重結果犯：「因而致人於死者，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；致重傷者，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。」因此照顧義務人若遺棄致被害人死亡，同樣面臨無期重刑，刑度與殺人罪相當，不可輕忽。

這類犯罪的重點不在於造成什麼結果，而在於你違反了法律課予你的作為義務本身，但若因不作為而發生死亡、重傷等加重結果，法定刑會大幅提高。

2. 不純正不作為犯是什麼？用「不做」達成殺人、傷害等結果

這種犯罪在法條上原本是以「作為」方式規定（例如殺人、傷害、放火），但行為人卻用「不作為」的方式達成同樣的結果，也與作為犯同等處罰。例如母親故意不餵食嬰兒，讓嬰兒餓死，就構成殺人罪的不純正不作為犯。

不純正不作為犯之所以能和作為犯同等處罰，正是因為刑法第15條的明文，使「能防止而不防止」等同於「積極引起結果」。

分類	法條寫法	成立關鍵	舉例
作為犯	禁止你「做」某事	有積極的犯罪行為	毆打他人成傷，成立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；若致人於死或重傷，則適用同條第2項加重結果犯，最高可處無期徒刑
純正不作為犯	命令你「必須做」某事	違反法定的作為命令本身	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，意圖為強暴脅迫，經三次解散命令仍不解散，在場助勢之人成立刑法第149條（現行僅一項，後段另定首謀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）；在場助勢之人處六月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八萬元以下罰金
不純正不作為犯	本來禁止「做」某事	以不作為實現了作為的結果，且具保證人地位	母親不餵食致嬰兒死亡，成立殺人罪；若以遺棄評價，則適用刑法第294條第1項，致死並適用同條第2項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

不作為犯的成立要件有哪些？保證人地位如何判斷？

結論：成立不純正不作為犯，必須同時符合五大要件，缺一不可，檢察官對此負有完整的舉證責任。

法院在判斷不作為犯時，會嚴格審查下列要件，尤其是保證人地位的有無，實務上會依個案具體義務關係判斷，例如審查是否有同居、扶養能力、實際照顧事實等，而非僅憑身分就推定有義務。

1. 行為人具有「保證人地位」：你有法律上的防止義務嗎？

保證人地位是整個不作為犯的核心，指法律上要求你必須採取行動防止結果發生的身分或關係。其來源以刑法第15條為核心，實務與學說上常見可歸納為六種：

基於法令規定：例如父母對未成年子女的保護教養義務（民法第1084條：「子女應孝敬父母。父母對於未成年之子女，有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。」）、夫妻間的扶養義務（民法第1116-1條：「夫妻互負扶養之義務」）等。
基於契約或自願承擔義務：例如保母自願照顧嬰兒、看護受僱照顧病患，就負有防止被照顧者發生危險的義務。
基於危險共同體：例如共同登山、出海探險的隊員彼此間有互相照顧、救援的義務。
基於危險源監督：例如飼主對於所飼養的猛犬、工廠負責人對於廠內的高壓設備、有毒物質有管理監督義務，若放任不管致人受傷，可能因不作為而成立傷害罪。
基於場所管理者責任：例如餐廳老闆對於店內顧客、游泳池業者對於泳客、大樓管理者對於住戶的安全負有保障義務。
基於先行行為：這是刑法第15條第2項明定的成文法源：「因自己行為致有發生犯罪結果之危險者，負防止其發生之義務。」例如開車撞傷人後，有義務將被害人送醫或報警處理，若置之不理導致加重傷勢，即可能成立不作為犯。

2. 行為人「能履行」作為義務（作為可能性）

法律不強人所難。如果行為人根本沒有能力履行義務，就不成立不作為犯。例如父親看到小孩溺水，但自己不會游泳，也無法找到救生工具或求援，這時法律就不會課予他跳水救人的義務。判斷標準是「依其當時的能力與客觀條件，能否採取防止結果的行動」。

3. 行為人「不履行」義務（不作為）

也就是消極地不作為，包括完全不作為（例如完全不餵食）或作為不足（例如有餵但明顯不足以維生）。

4. 不作為與結果發生之間有「因果關係」：假設因果關係如何認定？

通說與實務採「假設因果關係」：必須證明「如果行為人履行了作為義務，犯罪結果幾乎確定不會發生」，才有因果關係。如果即使履行了義務，結果仍然不可避免，則不成立犯罪。例如小孩從高樓墜落，父親即使伸手也來不及拉住，則父親的不作為與死亡結果無因果關係。

此部分的舉證責任在檢察官，必須證明此假設因果關係存在，且證明程度須達到超越合理懷疑，不能用臆測推論。

5. 行為人主觀上有故意或過失

不作為犯同樣需要主觀犯意。故意不作為犯是指行為人明知自己的不作為會導致結果發生，卻放任或希望它發生；過失不作為犯則是應注意、能注意而不注意，導致結果發生。兩者在法定刑與量刑上會有差異。

在證據要求上，法院對不作為犯的審查極為嚴格。參考臺灣花蓮地方法院84年度訴字第299號刑事裁判要旨（精選裁判，內容由法源資訊整理，非司法院裁判書系統之判決全文；司法院公開系統查無該字號全文）的要旨說明，該則為精選裁判要旨（法源資訊整理，非判決主文原文），其內容係彙整最高法院刑事判例（判例，主文：原判決撤銷，發回山東高等法院第二分院，屬撤銷發回、非確定見解，要旨具參考價值）、、、最高法院刑事判例（裁判要旨：告訴人之告訴，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，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，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；主文為「原判決撤銷，發回台灣高等法院台南分院。」屬撤銷發回、非終局確定見解，其要旨經選為判例具參考價值）、等判例意旨，闡明所謂積極證據足以為不利被告事實之認定，係指據為訴訟上證明之全盤證據資料，在客觀上以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，而得確信被告確曾犯罪之程度，始能認定有罪。須注意原文用語為係指、以達於，與一般轉引常見的少字或錯字不同。此一積極證據、超越合理懷疑原則，對於不作為犯的保證人地位、作為可能性與因果關係，同樣適用，檢察官必須提出積極證據證明被告的不作為與結果間的因果關係等，否則應為無罪判決（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）。本則為彙整最高法院等5則判例意旨之要旨整理，非一、二審確定判決，僅作證明標準（積極證據、超越合理懷疑）之說明，須精確標示為花蓮地院詐欺要旨，避免與同字號的屏東地院搶奪案、雲林地院違反麻醉藥品案要旨混淆。該要旨本身並非直接論述不作為犯保證人地位的權威判決，僅援為一般證明標準的說明。

作為與不作為的區分有什麼實益？對量刑與舉證有何影響？

結論：區分作為與不作為，直接影響犯罪能不能成立、怎麼量刑，以及檢察官要證明什麼。

1. 影響犯罪成立與否

有些犯罪只能由作為構成（例如強盜、詐欺、竊盜），有些則只能由不作為構成（例如聚眾不解散）。而不純正不作為犯必須額外具備保證人地位、作為可能性等要件，門檻較高。若檢察官無法證明被告具保證人地位，即使結果很遺憾，也不能以不純正不作為犯相繩。例如單純路人見他人溺水，即使道德上應救助，若無保證人地位，就不成立殺人或過失致死的不作為犯。

2. 影響量刑輕重與定應執行刑的判斷

一般而言，不作為犯的惡性評價可能與作為犯不同，但並非絕對較輕。法院在量刑時會綜合考量行為態樣、手段、動機等因素。

特別是在一人犯數罪需要定應執行刑時，法院如何評價「行為態樣」至關重要。參考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4年度聲字第143號刑事裁定（民國114年4月30日，聲請定應執行刑）指出：

「另行為人所犯數罪非惟犯罪類型相同，且其行為態樣、手段、動機均相似者，於併合處罰時，其責任非難重複之程度更高，應酌定更低之應執行刑。」

須精確區別，同院另有114年度聲字第143號民事裁定（民國114年5月20日，交付法庭錄音光碟，與本文量刑論述無關），主文為准予交付法庭錄音光碟，並無上述量刑理由，若誤引TCDV將查無相關論述。本文所引量刑原則均出自TCDM刑事裁定，該裁定主文為甲○○所犯如附表所示之罪刑，應執行有期徒刑拾壹年陸月，理由中確有上開段落。

此段話的正確脈絡，並非直接在比較「作為犯比不作為犯輕或重」，而是在說明刑法第51條第5款「數罪併罰定應執行刑」的量刑原則。 該裁定理由闡明，定應執行刑應受「外部界限」與「內部界限」拘束：

界限類型	內容	法源依據
外部界限	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，於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，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，定其刑期，且不得逾30年	刑法第51條第5款
內部界限	須考量整體犯罪非難評價、實現刑罰經濟、恪守罪刑相當與公平正義、法律秩序理念	最高法院判例要旨、司法院院字第2702號、司法院釋字第144號、第679號

該裁定也說明，得易科罰金之罪與不得易科罰金之罪併罰時，原可易科罰金部分無庸諭知易科折算標準（依司法院院字第2702號及釋字第144號意旨），以及受刑人得依刑法第50條第2項請求檢察官聲請定應執行刑，法院裁定前應踐行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3項使當事人陳述意見的程序。這些都是實務上定刑時的重要細節。

因此，「行為態樣、手段、動機是否相似」是用來判斷數罪間的責任非難重複程度，進而在外部界限內酌定一個較低或較高的應執行刑，而非對作為／不作為本身做抽象的輕重比較。

3. 證明難易度與舉證責任不同

作為犯通常需要證明被告有積極行為，而不作為犯則需要證明被告有作為義務、能履行而未履行、且與結果有假設因果關係。在證據要求上，後者的門檻往往更高，因為保證人地位、作為可能性都涉及法律評價與事實調查，檢察官必須逐一舉證並達超越合理懷疑的程度，否則法院即應依罪疑唯輕原則為有利被告之認定。

常見問題 Q&A

Q：見死不救一定會犯罪嗎？路人袖手旁觀有刑責嗎？

不一定，單純見死不救在我國並不犯罪，除非你有保證人地位。

我國刑法上並沒有所謂的「見死不救罪」。只有當你對那個人負有保證人義務時（例如你是他的父母、監護人、受僱的救生員、保母，或你就是製造危險的人），法律才會課予你救助義務，此時不救助才會構成不純正不作為犯（例如遺棄罪、殺人罪、過失致死罪等）。若只是路過的一般人，雖然道德上可議，但刑法原則上不予處罰。

Q：不作為犯的處罰會比作為犯輕嗎？法官可以減刑嗎？

不一定，法律沒有強制減輕，但法官得依個案情節酌減。

我國刑法第15條僅規定不作為犯的成立要件與作為犯同等評價，並沒有如德國刑法第13條第2項明文規定「得減輕其刑」的條文。因此學說與實務見解認為，法院得依個案情節斟酌是否減輕其刑，常見的法源是刑法第59條「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，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，得酌量減輕其刑」。也就是說，法官可以視情節減輕，但並非強制、也非當然減輕。實務上，如果行為人的不作為惡性重大（例如母親故意餓死嬰兒、長期虐待不給醫療），法官也可能認為不值得憫恕，而與作為犯處以相同刑度，甚至在遺棄致死、傷害致死等加重結果犯的評價下，同樣面臨刑法第277條第2項、刑法第294條第2項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重度法定刑。

Q：保證人地位有哪些具體類型？如何判斷自己有沒有義務？

可分為六大類型，核心是「你是否被法律期待去防止結果」。

常見類型整理如下：

基於法律規定：如父母對子女、監護人對受監護人、夫妻間扶養義務。
基於契約或自願承擔：如保母、看護、安親班老師。
基於危險共同體：如登山隊員、探險隊、共同從事危險活動的夥伴。
基於危險源監督：如飼主對猛犬、工廠負責人對機具、毒化物。
基於場所管理：如旅館老闆、百貨公司、游泳池、工地負責人對其管領場所內人員的安全保障義務。
基於先行行為：自己先前的行為創造了危險（刑法第15條第2項），例如開車撞傷人、推人落水，就有義務防止死亡結果擴大。

判斷時法院會綜合身分、契約、實際接管照顧的事實、對危險的支配控制程度等，不能單憑親屬關係就一律認定。

Q：不作為犯的因果關係如何判斷？需要證明到什麼程度？

採「假設因果關係」，由檢察官舉證至幾乎確定、超越合理懷疑的程度。

法院會問：如果行為人當時履行了作為義務（例如立即餵食、立即報警、立即施救），法益侵害結果「幾乎確定」不會發生，則不作為與結果有因果關係；如果即使履行了義務，結果仍然會發生（例如病危者即使送醫也必死、溺者即使施救也無法挽回），則無因果關係。

舉例：小孩掉進湍急河流，父親不會游泳且旁邊無任何救生工具，即使父親跳下去也救不了，則父親的不作為與死亡無因果關係，不成立犯罪。反之，若母親故意不餵食數日，且鑑定認為若正常餵食嬰兒幾乎確定不會死亡，則因果關係成立。檢察官對此須提出積極證據，使法院達到通常一般人均無懷疑的確信程度。

結論

作為犯與不作為犯是刑法上重要的行為態樣分類，理解兩者的區別，不僅有助於我們認識法律如何評價行為，也能避免誤觸法網。簡單記住：「作為」是做了不該做的事；「不作為」是該做的事有義務做、能做卻沒做，而且造成了結果。

法院在審理案件時，會仔細審查行為人的保證人地位、作為可能性、假設因果關係與主觀故意過失，確保不枉不縱。尤其不純正不作為犯因涉及以「不做」等同於「做」，實務上審查更為嚴格，必須有充分的積極證據。下次當你看到社會新聞時，不妨思考一下：這個行為是作為還是不作為？行為人是否有保證人地位？說不定你會發現法律其實比想像中更細膩、也更重視公平正義！

參考判決見解：

：臺灣高等法院113年度上訴字第866號刑事判決（民國113年4月18日）傷害罪作為犯之認定。本件主文為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撤銷，其他上訴駁回；理由為本院除援引第一審判決書之記載外，並補充理由如下，原判決依憑被告不利於己部分之供述，佐以診斷證明書、監視錄影勘驗筆錄等，因而為被告傷害告訴人事實之認定，維持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之評價。無該段引號內逐字句，本文為摘述。
：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4年度聲字第143號刑事裁定（民國114年4月30日，聲請定應執行刑）關於數罪併罰定應執行刑之量刑原則。主文為甲○○所犯如附表所示之罪刑，應執行有期徒刑拾壹年陸月，理由提及「另行為人所犯數罪非惟犯罪類型相同，且其行為態樣、手段、動機均相似者，於併合處罰時，其責任非難重複之程度更高，應酌定更低之應執行刑。」同院另有同字號民事裁定TCDV,114,聲,143,20250520,1為交付法庭錄音光碟，與本文無關。